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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这么麻烦，路费的话，我可以给你出了，你只需要下周去塘沽港上船，然后船会一路上把你送到香江的。”

    “手续什么的，这几天你可以找人办好。”

    每隔一周的时间，方言他们的货就要通过陆路海路朝着广州和香江运。

    韦国豪完全可以跟着一起过去，只要手续齐全就行了。

    甚至手续没有也行，在那边的唐老或者霍家能够帮忙搞定。

    只不过就是稍微麻烦点的事儿。

    韦国豪有些惊讶，对着方言问道：

    “你们经常这么送人过去？”

    方言笑着摇摇头说道：

    “当然不是了，只是这条线我能帮你而已，怎么样？答应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去让人安排。”

    韦国豪稍微犹豫了下说道：

    “那……好！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方言说道：

    “都是同胞，我这就是举手之劳而已，不用说什么感谢话，到时间你到协和找我，我会让人给你送到火车站，然后送你去天津塘沽港。”

    坐在后座的崔静怡院长还不忘了询问道：

    “到香江后，你妻子和孩子你们能联系上吗？”

    韦国豪说道：

    “能联系上，我已经提前在那边存了一笔钱，她们过去后就先在那边找住的地方，然后我会用这笔钱另起炉灶，我相信我一身本事，肯定能养活一家人的。”

    崔静怡说道：

    “计划的挺好啊，看来你早就发现问题了。”

    韦国豪说道：

    “再怎么说，我也是经常能接触到各行业的人员的，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面还是能了解到一些消息的。”

    “当时我就知道可能有变化，加上身边的一些有钱的商人也在往外存款，我就想着干脆在香江也存点钱，虽然麻烦点，但是也能防着发生变故。”

    “结果没想到还真是发生了，可惜我还有一部分钱在银行里已经被没收了。”说着他在自己大腿上狠狠的锤了一下，看他后悔的样子应该是不少钱。

    韦国豪话音刚落，崔静怡便叹了口气：“能提前留一手，已经比大多数人强多了。我听说不少侨商到最后一刻还抱着侥幸，结果落得家产被抄、身无分文的下场。”

    方言握着方向盘，目光扫过窗外掠过的街景，想起之前接触过的几位在越南有生意的香江侨商，接话道：

    “确实有不少人提前察觉到了不对劲。年初我接待过一位做纺织生意的侨商，姓吴，他说早在 1976年就觉得苗头不对，先是当局突然提高了我们人商铺的税收，接着又限制华企业的原材料采购，说是‘保障本土产业’，实则就是针对性打压。”

    “吴老板当时没声张，暗地里开始把资金往香江转移。他在那边有个远房侄子，帮他注册了家空壳公司，每次从越南出口布料，都故意压低报价，把差价通过香江的公司走账存起来。同时还悄悄把家里的金银首饰、重要文件分成几份，让家里人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就怕哪天出意外。”

    韦国豪听得连连点头：

    “没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1977年下半年，我医院隔壁的粮油店老板，姓陈，他儿子在越南海关做事，偷偷告诉他，上面在统计我们人的资产，尤其是商铺和工厂，说是要‘统一规划’。陈老板当晚就把店里的现金和账本转移到了乡下的亲戚家，第二天还故意低价甩卖粮油，装作生意做不下去的样子，减少当局的关注。”

    “还有我认识的一位做木材生意的侨商，更绝。他知道越南当局对跨境运输管得越来越严，就买通了边境的一个小吏，每次运木材的时候，都在货柜夹层里藏些金条和美金。前后折腾了大半年，把大部分家当都转移到了老挝的分公司，等到 1978年初那边开始大规模驱赶我们人时，他直接带着家人从老挝转道去了泰国，几乎没受什么损失。”

    崔静怡好奇地问：“那这些人都是怎么察觉到风险的？总不能凭空猜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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