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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接过去：爷爷，是遗产。

    皮埃尔点点头。

    他把手伸进衬衫口袋，摸出一片干枯的奥库梅木刨花。

    那是1999年第一天上班时，他从老酋长的废料箱里捡的，在工具箱底压了四十六年。

    他把刨花放在孙女掌心。

    “账本的事，爷爷不懂。”他说，“但你记住，这片林子养了咱们家四代人了。往后谁养它，你就跟谁走。”

    孙女握紧那片轻得像纸的木屑。

    她没有告诉爷爷：2045年，加蓬加入共同体已经五十六年。

    欧洲市场对热带木材的门槛越来越高，但共同体市场消化了加蓬百分之六十的出口。

    她也没有告诉爷爷：她实习的那家碳汇计量公司，总部在西贡。

    她只是把刨花夹进学生证里。

    ……

    巴西，马托格罗索

    索尼娅·里贝罗七十八岁了，再也开不动联合收割机。

    她的膝盖坏了，三十七年驾驶室生涯留下的纪念品。

    合作社给她安排了个轻省差事：每周三天去社办小学，给孩子们讲大豆是怎么长大的。

    她不会写教案，不会用PPT。

    她只是站在黑板前，用粉笔画三根线：

    播种线。

    开花线。

    收割线。

    然后说：你们爷爷那辈，不知道自己的大豆去了哪里。

    卖给了中间商，中间商卖给出口商，出口商装船运走，就像把一封信扔进大海，永远收不到回信。

    孩子们瞪大眼睛。

    “现在呢？”一个男孩举手。

    索尼娅在黑板上画了一艘船，船头朝左。

    “现在，”她说，“你们的信有回信了。”

    她不会解释什么叫“共同体原产地认证”，什么叫“桑托斯港—新加坡港—鹿特丹港三角航线”。

    她只说：大豆从马托格罗索出发，二十天后在新加坡上岸，变成豆油，豆腐，饲料。

    那些吃大豆的人，和你们看一样的动画片，穿一样牌子的球鞋。

    “你们见过新加坡的孩子吗？”男孩又问。

    索尼娅摇头。

    “但他们会吃你们种的豆子。”她说，“隔着两万公里，你们喂过他们。”

    索尼娅在家看电视。

    她看不懂那颗卫星发射的技术原理。

    但她看懂了电视屏幕下方那行字幕：“我们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附庸……”

    她想起1996年，她第一次在合作社开联合收割机。

    那一年，一吨马托格罗索大豆运到桑托斯港要四十二天，运到新加坡港要三十四天。

    那一年，她不知道新加坡在哪里。

    那一年，她女儿在库亚巴读小学，放学回家问：妈妈，我们的豆子是不是坐船走了？

    索尼娅说是。

    女儿问：船会开到哪里？

    索尼娅说：开到有海的地方。

    女儿说：海在哪里？

    索尼娅答不上来。

    2045年，她女儿五十一岁，在马托格罗索州政府农业厅工作，每年去西贡开一次会。

    外孙三十岁，是合作社的农机技术员，去年刚去九黎培训过，带回一台微型无人植保机的样机。

    索尼娅看不懂那台样机的说明书。

    但她看懂了外孙发在家庭群里的照片，培训中心食堂的午餐，有豆腐，青菜汤，还有一小碟她认得的，巴西出口的黄豆酱油。

    她把照片存进手机，没有发任何评论。

    她只是想起1996年那个回答不上来的黄昏。

    船开到有海的地方。

    海那边，有人认得她的豆子。

    ……

    古巴，关塔那摩

    玛丽亚·罗德里格斯八十岁了，还住在风电场上。

    关塔那摩风电项目投产后，政府在风机基座周边规划了一片住宅区，优先安置第一批建设者的家属。

    玛丽亚分到一套两居室，阳台正对六号风机。

    那台风机是她1997年亲手调试的，当时铭牌上写“设计寿命25年”。

    2022年通过延寿评估，预计可运行至2032年。

    她不知道2032年自己还在不在。

    但每天傍晚，她都会站在阳台上，看着六号风机的叶片匀速旋转，把加勒比海的信风变成山脚下七千户人家的电灯，冰箱，电视机。

    1997年，她第一次带那个美国退役士兵参观风电场。

    他叫德文·琼斯，二十二岁，俄亥俄人，在关塔那摩基地服役三年，退役前来看看铁丝网那边的“敌国资产”。

    他蹲在风机基座下，把手掌贴在混凝土上，说：我能感觉到它在转。

    玛丽亚没说话。

    她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手很干净，不像打过仗的手。

    后来德文回了美国，读了社区大学，成了电气工程师，写过一篇关塔那摩风电扩容方案的论文。

    后来玛丽亚在论文致谢栏看到自己的名字。

    再后来，2021年，德文作为共同体—古巴新能源合作项目的特邀专家，再次来到关塔那摩验收光伏电站。

    他五十二岁了，头发花白，膝盖也不好，蹲下去要扶着风机基座。

    玛丽亚问：你这辈子，有没有后悔过什么？

    德文想了很久。

    他说：有。1996年我站在瞭望塔上，用望远镜看你们的风机。那时我以为自己在看“敌人”。

    玛丽亚没有接话。

    她只是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支油性笔，在六号风机基座背风面写了一行字：

    “德文·琼斯，1997-2021。不是敌人。”

    德文看着那行字，没哭。

    他把自己的名字描了一遍，笔画工整，像小学描红本。

    2045年8月，玛丽亚收到一封从俄亥俄代顿寄来的信。

    寄信人是德文的女儿，说她父亲去年冬天去世了，遗嘱里有一条：请把这份讣告寄给古巴关塔那摩的玛丽亚·罗德里格斯工程师。

    信里夹着一张老照片。

    1997年3月，关塔那摩风电场，德文穿着洗白的牛仔裤，蹲在六号风机基座下，把手掌贴在混凝土上。

    玛丽亚不记得这张照片是谁拍的。

    她把照片压在阳台的花盆底下。

    窗外，六号风机还在转。

    ……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阿卜杜拉·拉赫蒙诺夫七十三岁了，还在开车。

    开一辆九黎产“东风”电动重卡，往返于阿拉木图—马什哈德—德黑兰—伊斯坦布尔之间。

    这条线他跑了三十三年。

    1992年，他开第一趟，货箱里装的是九黎援助阿富汗的面粉。

    2025年，他开第一趟电动重卡，货箱里装的是哈萨克斯坦铬铁合金。

    2045年，他开最后一趟，公司说他年纪大了，该退休了。他不肯，谈判结果是跑完今年，办个光荣退休仪式。

    他答应了。

    不是因为怕丢工作。

    是因为儿子说：爸，你再不退休，孙子孙女都不认识你了。

    他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

    最大的二十三岁，在共同体—哈萨克斯坦联合地质勘探公司当助理工程师，常年在里海海上平台作业，半年回家一次。

    阿卜杜拉不知道孙子在海上平台做什么。

    但他知道，孙子读的大学是共同体援建的，拿的奖学金是共同体发的，实习的工作是共同体投资的。

    他知道，孙子这代人，和他这代人，和他父亲那代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父亲那代人，战争，逃难，失去牧场。

    他这代人，卡车，边境，等货款。

    孙子这代人，平台，勘探，海上油田。

    2045年8月15日，阿卜杜拉的车队停在德黑兰北郊的共同体加油站。

    他下车，用南元卡结账。

    收银员是个伊朗姑娘，二十出头，头巾颜色是浅蓝色，和他孙女喜欢的那条一模一样。

    他加完油，没有立刻上车。

    他站在远处休息区外的吸烟区，点了一支烟。

    三十三年前，第一次跑这条线，从铁尔梅兹到马扎里沙里夫，路是土路，桥是苏联工兵搭的贝雷桥，每次过桥都要停车检查，怕被塔利班埋雷。

    三十三年后，他从阿拉木图开到德黑兰，全程高速，沿途有十一个共同体标准服务区。

    他这支烟还没抽完。

    他把烟掐灭，扔进垃圾桶。

    上车，点火，挂挡。

    后视镜里，加油站的红蓝标识越来越小，融进伊朗高原灰黄色的地平线。

    他想起1984年潘杰希尔山谷那发迫击炮弹。

    想起他父亲，死在那一年的苏军车队里，四十岁，什么都没有留下。

    想起1992年第一次接九黎的活，货主说：你们跑一趟阿富汗，运面粉。

    他问：为什么运面粉？

    货主说：因为那里有人饿。

    三十三年后，他运铬铁合金，运棉花，运汽车配件。

    阿富汗不再进口面粉了。

    阿富汗开始出口松子。

    阿卜杜拉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父亲那代人梦想的和平。

    但他知道，父亲没有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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